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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擎｜世俗社会、启蒙思想与政治神学
作者｜刘擎
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、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
80年代以来——我们都是80年代过来的人，是“80年代遗少”——我们关心的问题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怎么生活，怎样的政治共同体是“好的”？现在具体来讲，在学术界讨论的就是所谓“现代性”问题。对于现代性问题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。有两种评价，一种是乐观主义的或者市民接受的，认为现代性是好的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；但在学术界、思想界，有一种对现代性非常强烈的批评，这表现在很多方面：社会不平等；资本主义很堕落；现在的文化一塌糊涂，就像Allen Bloom写的，——其实德国文化悲观主义在一战前后就开始有，在美国的版本就是Allen Bloom——大众文化是堕落、弱智、愚昧、放纵，是没有希望的。其中集中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，（他）认为这是现代性的新的东西，但又是所有这些毛病的关节点。极端的个人主义，就是以个人的自由选择为最高目标，所谓“自由选择至上论”。“自由选择至上论”成为现代性的一个缩影，它在社会模式上就是资本主义。大家——特别是左翼和保守主义的学者，对这两个问题有很大的批评，认为要有文化上全面的改变或者政治上全面的革命。
我们知道对于资本主义、个人主义，不管哪一派的人都有忧虑，但是不要搞错，资本主义是什么？Marx Weber在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的导言里面说：贪欲，盈利，最大限度地赚钱，这是所有社会的人类、所有的人都有的东西，跟资本主义的特质毫无关系，跟资本主义精神更没有关系。他说，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浅薄看法要在文化入门导论课程伊始就铲除干净。
这本书经常被人误读，最大的误读就是：Weber说，资本主义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基础。所以后来就有人说，是不是儒家也有一些因素，可以作为东亚资本主义的文化基础。当然，这种研究是正当的，但是Weber的问题意识完全是相反的：资本主义怎样成为一种新的灵魂救赎的方式？怎样成为入世的灵魂的一种道德拯救？也就是说，资本主义本来是作为一种宽泛意义上的伦理实践、宗教实践——当然后来就变了。
个人主义也是如此。个人主义所谓“自我选择”、“自我实现”，不是一种放纵的、纵欲的人生目标，一开始是一种道德理想。这个（问题）Charles Taylor分析得很多。从中世纪时起，就有一种论述：我是不是一个道德上好的人？我内心有一种道德直觉，关于是非善恶好坏的直觉；而尊重这种直觉，与我良心直接的感觉相一致，这才是道德。或者，做一个道德的人，至少忠实于自己，be true to yourself。这叫authenticity，我把它翻译成“确真性”的理想，即确实真实的理想。做一个道德的人，有很多外部压力，上帝会对我有多少奖惩是一回事，但是我对我内心的道德直觉有一种attachment，一种忠诚。这是一个道德理想。后来个人主义慢慢演变成让我们觉得很荒谬、道德上很可疑的事情，这一过程在西方花了500年。然后问题是这是怎么转变的，中国有没有相关性？我个人觉得是有的。
当然，这是大家共同面对的现实，这不只是对个【人的】人生意义上有影响，对政治社会也有影响，因为大家的伦理目标不一样，关于什么是好的生活的看法不同。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？有人就说，启蒙是罪魁祸首，都是启蒙惹的祸。
首先，我们现在明白，越去看启蒙的历史，就越会明白启蒙不是一件事情，它是混沌的、（包含）了很多很多事情。不用说苏格兰的理性怀疑主义和法国的理想，你只要看柏林当年柏林月刊讨论“什么是启蒙”。我们知道康德有一篇文章，其实当时有很多文章。现在徐向东花了很多年把那本文集《启蒙运动与现代性：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》翻译进来，非常有价值。你可以看到，现在的很多批判、包括被标签为“后现代”的一些批判，在议题上，没有超出他们的范围。可以看到，从一开始，他们就对理性的作用、人可不可以自我立法等有很多很多的质疑。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，当时启蒙的支持者和自由主义者并不是交叠的，他们之间分野很多。这就是一个问题：启蒙内部是非常复杂的。
第二：启蒙，它不是一个巨大的断裂。当然，有一些大事件如法国大革命、百科全书派，但不管是Charles Taylor还是Charles Larmore，他们都认为启蒙是一个500年来慢慢发展的结果，而且其根源在于宗教。简单地说，一神论的宗教最后要走向它自己的反面。为什么？有正统就有异端。正统与异端之间要辩论怎么办？马上就要用理性，要reasoned justification。为什么你是正统，我是异端呢？为什么不是反过来呢？当希腊传统和希伯来传统交汇的时候，特别是进入了基督教，从Thomas Aquinas开始，试图用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来证成宗教是理性的。一进入理性以后，启示（revelation）——每个人看起来是不一样的，于是就会产生辩论，最后走向自然神学（Deism）。上帝慢慢地变得抽象化、非人格化，然后变成一个我们这个世界的发明者和制造者，但是一旦发明之后它就不管我们了。所以Charles Larmore说，上帝是如此伟大，以至于我们不需要他在这里，或者说，上帝之死是上帝在现世继续存活的面具。实际上，在上帝那里，我们找不到一个正统的一元论，这（发展）到自然神学那里，就有了启蒙。所以【，在这个意义上，】启蒙不是一个“断裂”，而是从神学传统内部出来的东西。
那么上帝做不到的事情，理性能不能做到呢？你去看笛卡尔（Descartes），他那个时候就是想，这一切都是不可靠的，然后去找一个最原始的“阿基米德点”，从那个点开始推（衍）出来。这是启蒙的一个版本，就是想用理性代替上帝来立法。
当然我们知道，问题就出在这里。理性要为这个世界奠基，找不到这样一个“阿基米德点”。这是我们现在对启蒙的看法：它有一个认知错误，道德的客观性、伦理世界的客观性，不能来自上帝，也不能来自理性。那它在哪里？我们想一想，在古代世界，伦理客观性在哪里？是一个在人和神跟世界统一的cosmos（宇宙）里。这个cosmos，它和我们讲的一般的世界、宇宙不一样，它是harmonious and ordered as whole。harmonious and ordered是区别于chaos的，它是一个作为秩序的整体，我们生存于其中。你是依据人在这样一个大的秩序中的位置来获得道德客观性，使伦理有一个依据的。启蒙、也就是神学内部发展出来的东西，就是把这个（cosmos想象）给打破了，就出来了一个所谓“激进的人类中心主义”：我们从这个世界的框架当中突现——也同时是孤立——出来，然后就有一种荒诞感，就是Camus（加缪）所讲的，演员和背景脱离关系的感觉，像人处在异乡的感觉。我们知道，一开始，道德客观性不是通过理性或上帝来形成的，而是在一个提供了我们意义秩序的大背景中；这个背景虽然破碎了，我们能回溯的、能重新反省、重新找到的，还是这样一个背景。
所以启蒙的一个教训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不能完全靠理性来奠定伦理基础。上帝不能，我们也不能，我们要回到一个框架中去。启蒙，或者说一个激进版本的启蒙给我们的误会是，人可以自己制造这个秩序。这是一个认知错误，而认知错误是可以用理性来讨论的。错在哪里呢？自我立法、自我创造，到最后的极端就是尼采精神。但是大家想一想，自我创造是什么意思？“自我”是哪里来的？“个人选择至上论”的问题就在于，它具有一个认知上的幻觉，认为我自己选择、创造我的独特性就可以了。但是什么是独特性？我说我头上长了3723根头发，我很独特，人家会认为这种独特性很荒诞，为什么？因为虽然那个大的秩序破碎了，我们背后还是有一个背景在那里，它告诉我们什么是重要的事情，什么是微不足道的事情，什么是可以接受的，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。除非我们的背景特殊，——比如说，在我们的文化里，3723是一个神圣的数字，我的头发长了这样一个数字，它很重要，要不然它微不足道；但即使那种情况下的重要，也不是因为头发本身，而是因为那个背景中暗含了这样一个代码。于是，如果我们要重建所谓道德生活与伦理秩序的话，就需要考察这个背景。这个背景被Charles Taylor称为“不可逃避的地平线（视域）”（inescapable horizon）。你不管怎么样，都不能逃出这个东西。
当然，现代性的问题很多。我们有很多争议，而且无法用理性来解决，这就是Charles Larmore讲的“合理的分歧”（reasonable disagreement）。而你的跟我的不一样，就会产生冲突，这就是现代性的困境。尽管如此，有两个判断是需要做的：第一，我们能够存在的关于“什么是善”的概念不是无限的，虽然个体性、个人主义被高扬到这种程度，我们要明白，我们不是无限的，不能脱离那个背景框架，所以存在着有限的、彼此不同意的生活【理想】。第二，彼此的冲突在我们（做出一些）澄清之后，说不定并不如我们想象得那么严重。
反对政治自由主义的人经常喜欢举那个关于人工流产的例子：你认为国家是中立的，国家对任何好的生活没有开始的偏向，对不对？那么，怎么解决人工流产的问题？我就认为你杀一个胎儿是杀人；而你认为人流是自由选择，胎儿不是生命。这好像是根本没法解决的争端。但是，在争议之下，实际上共享了对生命的尊重，否则就不会有争论。争论的要点不在于，一方说“我觉得不能杀人”，另一方说“我觉得就是可以杀人”，而在于胎儿算不算生命，在什么意义上才算生命？在这一层面上的争论还葆有了基本的“我们不能滥杀无辜”这一点上的共识。所以，我们容易把焦点放在不一样的地方，但却忘掉共同的底线。美国CNN的一个特约评论员说了对中国人的一些侮辱性的话，我们拍案而起：“你给我道歉！”剑拔弩张，水火不容的样子。我们在argue什么？在说：你不能侮辱我们，伤害我们。这背后的原则是：所有人有言论自由，但你不能伤害他人。这是J. S. Mill的一个原则，他们（美国人）也必须根据这个原则来检讨自己。他们不是说“我就侮辱你了怎么样”，而是说“I don't mean that”。我们在这场争议中共享了一个简称为“伤害原则”的伦理原则，虽然我们对什么构成“伤害”有不同的理解，但这背后有共同的伦理。事实上，你去检讨人类的很多争议，这些争议多数发生在对具体问题的理解上，但其背后还是共享了某些东西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还可以谈论现代性，现代性还没有崩溃、坍塌。而且实际上，这样一种争议的情况并不比前现代社会的宗教派别之争更为严重。欧洲三十年的宗教战争，在中欧死了一半人口，他们也是因此而反思宗教的问题，宽容、自由主义从那里成长出来的。
那么，理性对于道德生活还有没有用？启蒙还有没有用？现在我们回到启蒙遗产中比较谨慎的——觉得理性是有用的，但是理性是有局限的——那些传统中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道德生活、伦理依据要从我们共享的这些最基本的背景开始，这是维特根斯坦（Wittgenstein）所说的the form of a life（生活形式），这是我们的起点。Wittgenstein还说，我们必须从起点开始，不能从更早开始。施特劳斯（Leo Strauss）的一个错误就是，他试图从比起点更早的地方开始，他要从每一个历史的局部表达的信念当中撤出来。因为历史主义就是相对主义的，就必须无穷后退。无穷后退的话你站在哪里？因为最重要的是，任何一个价值判断，必须站在一个价值陈述上才能判断，你不能站在非价值陈述上进行判断。无穷后退的结果，就会变成虚妄。这就是Strauss的所有问题。
Strauss非常博学，这一点毫无问题。但是Charles Larmore写在很早以前的一篇文章就说：Strauss在还会有很多追随者，只要对现代性的批判的时髦还没结束，他们还会【继续被】追随着，但他们可能也永远是这样：许诺的很多，兑现的很少。因为（现代性的）这些毛病他们都知道，我们也知道，但怎么解决呢？【他们】那就是无穷后退，或者在政治上，就是政治神学，就是“重新收拾旧山河”。这个东西很有感召力，因为我们没有耐心啊，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毛病——什么金融危机啊，到处都是毛病的时候，人真的会有一种激情——而且文化又这么堕落、腐败，那么——去把一切推倒重来！
可是，依据在哪里？
我觉得，一个社会当然可以不排除革命、变革，但其依据还是在我们共享的背景中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说自由主义是“价值中立”的，是一个很大的误解。自由主义当然不是价值中立的，它的“中立性”原则，首先承诺——中立性原则的基础是什么，德沃金（Dworkin）说得很清楚，自由主义在二级层面上不是中立的；平等对待每一个人，这在价值上不是中立的，它是一个价值上的assertion（断言）。因为在有些生活理念当中，人就是分等级的。刘小枫不是专门说过嘛，人的不平等是一个“生理事实”。男女不平等也是生理事实，我们怎么对待这个不平等？自由主义说，虽然我们在生理上不平等，但还是要在尊严上让他们平等。这根本不是什么价值中立上的平等，这是一个价值上的决断（assertion）：我就要这个世界是人人平等的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不事先说哪一种生活是好的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价值中立，也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干涉善的问题。自由主义政府尊重个人的自主性。我听一个美国学者说过一句很好玩的话：I respect your autonomy so much that I cannot stand by quietly while you destroy your autonomy（我是如此尊重你的自主性，以至于在看到你毁灭自己自主性的时候我无法袖手旁观）。如果你要用drug，你要去赌博，这时候政府就要有限地干涉你。这“干涉”是干涉人的价值生活，对价值不是无涉的。自由主义国家的干涉也是有限的干涉。当然，有些自由主义者对自己的justification也说，自由主义是价值中立的，哪有可能是价值中立的？……废话！这是错误的理解。
所以，我们的变革也好，重建共同体的努力也好，革命也好，要从共享的背景的最高原则中出发，这些原则是不需要辩护的，或者说论证的负担“不在我一方”，因为这就是我们的起点，我们的生活形式。比如现代人说：我们每个人具有平等的尊严。你说为什么？我说我不需要为之辩护，举证的责任在你反对者这一方。所以，不是信念都需要辩护，Charles Larmore有个很深的洞见，他说，只是信念的改变才需要作justification，需要证成。当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、足够好的理由来怀疑以前的一个信念——比如说“男尊女卑”，我们男人就是厉害，你们女人就是不行——时，我们才需要辩护；当辩护失败的时候，我们开始放弃男尊女卑这个信念，接受男女平等的新信念。而且，在辩论过程中，也必须要依据原有的信念当中的一些其他信念才能完成辩论，因为你不能从非价值的陈述开始。所以，理性在justification的过程中是有作用的，但其作用也是有限度的，它不能造出“阿基米德点”。
现在的世俗社会，其复杂性是这样的：我们的背景是有点破碎的。Charles Taylor说，我们处在交错的压力之下，又因为每个人的背景不同，所以争议无可避免。
如果我的观察有第一个结论的话，那就是：我们没有办法在哲学上根本解决这个问题，试图用哲学上的清理或者根本性清算来解决问题的努力，注定会失败。这就是说，关于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，或者要给伦理世界找寻一个“阿基米德点”，或者明知没有这样一个点而无中生有地决断出这么一个起点，或诉诸政治哲学——现在很多人，如MacIntyre等保守主义的代表要“回到共同体”，“回到社群”——，我们就要问，他们所诉诸的东西最早是怎么衰落的？现在使它们衰落的原因还在不在？如果还在的话，我们是否要对它们再作一些反思和怀疑？我们都知道现代性是有问题的，自由主义、保守主义、左派右派等等也开出了各自的药方，现在我们就要讨论，这些药方是不是比病症还要坏？
我有一点看法——当然，是受了Taylor的影响。Taylor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，他是一个天主教徒，但他审慎地认为，个人主义的道德理想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现代性的成果，它带来了自由和生活的多样性。想想看，我们对现代性的批判之一就是反对同质化的社会嘛。没有自由，没有社会的多样性。第二点，最重要的，没有自由是没有责任的。他认为自由带来了responsabilisation，这是个新词“责任化”。由于每个人的道德是他真实的自己的事情，Being human is to be true to yourself，于是你才有责任。如果一切都是教会教给我的，共同体给我的——以前就是这样，文革的时候我们红卫兵打了老师，我们都没责任，都是毛主席的责任。在一个没有高度个人自由的社会，我们可以让别人为我负责。（由责任而使）个人感到的创造性、丰富性，这是现代性的又一个成就。所以Taylor认为，对现代性的治疗方案，要尊重、要珍视这个现代性的成果。我觉得也是这样。
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个人主义的自我创造不等于自我杜撰。因为“我”的构成是社会性的，它是由于个人史、重要的他人、整个社会环境——我们永远处于跟他人的对话当中形成的“自我”。所以你一定会与那个大的、所谓“不可逃避的地平线”发生关系，你不可能杜撰一个“自我”。正如Taylor所言，不能因为你选择了一个牛排或者汉堡包，就认为你有自我选择的水平了，因为这不重要。就像我们现在S.H.E唱的那个蒙牛的新广告“酸酸甜甜我做主”，还有“我的地盘我做主”，好像就做主了一样。现代人要明白，个人主义的自我创造不是一个杜撰，而是要依附于“不可逃避的地平线”。
本文来源于“豆瓣”，由曹长清、安小羽、IQ32整理录音，李华芳、Vicky文稿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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